金馬獎:一個寬闊而自由的世界

幾年前,很多人問,沒有中國電影的金馬獎,究竟有幾大影響?

過去幾年,無論是金馬獎,或者台灣電影人,都交出了他們的答案 ── 他們依舊是華語電影圈中最具代表性的電影頒獎典禮。

隨著政治氣候的轉變,香港電影(人)與金馬獎處於一個難以言說的關係。縱然沒有明言香港電影不能參與金馬獎,但杜琪峯曾於2019年辭任評審團主席,臨時由王童導演接替;而在幾齣無法在香港上映的電影,先後於金馬獎入圍,甚至得獎以後,香港影業協會今年更向會員發信,請他們參與金馬獎前「務必三思」。是以,這一屆雖然仍有多齣香港電影入圍(大多是小本製作),但是前往金馬獎的影人並不多。

香港電影(人)或者不會再如過去兩年,在台上發表與香港社會有關的感言,也或者不再有與運動有關的作品,但是這一年的得獎名單中,看到的是更多可能。新導演的崛起,在拍好電影之餘,也有堅持的勇氣 ── 他們讓自己作品得以走過紅地氈,甚至成功踏上舞台。若然相信,這個舞台比想像中更大,更寬闊。

這是一個選擇。這個選擇代表什麼,或者人所共知。若然選擇放棄,代價或者與金馬獎無關,不是無法踏上這個殿堂,不是說無法擁有一個最高的殊榮,而是長久下來,損失了更多的選擇權。

這也是讓我在看今年金馬獎的無奈。我看見了很多在台上的真情流露,為著他們所相信的價值而奮鬥。有人會拍一個移工被警察槍殺的紀錄片,期望不再有人遭遇同樣的事;有人把布袋戲帶上金馬舞台;有人會說希望原住民的小孩以現代方式延續族群的精神,而不再囿於固有的方式。

還有很多人談到一些前輩的專業與傳承。這個獎項所呈現的,不只是一個業界/界別的成績單,更是一種價值的展現。或者如此,看到《智齒》團隊得獎上台,我總是耿耿於懷。這彷彿是一種拉扯下的犧牲品,成功報名,得以入圍,甚至獲獎,但代領人只是匆匆領獎就下台,連預備謝辭都沒有。

幾年過去,真的不用再問沒有中國電影的金馬獎有什麼影響,金馬獎仍然存在,新人輩出,好電影一齣接一齣,就如今晚很多得獎/入圍的電影都極為吸引。甚至,這一晚,金馬依然集合華語電影圈中(甚至不只華語電影圈),多位殿堂級的人物。所以說,損失的不是金馬。

談到最後,黃秋生、張艾嘉得獎,固然興奮。但我想說的是袁澧林,昨日看到她為金馬拍的短片,看到她出席在金馬入圍者的照片中。雖然今日無法獲獎,但她的世界是寬闊而自由的。

圖:金馬影展

《正義迴廊》:沒有全知視覺,如何尋找正義?

「大角咀弒親肢解案」當年轟動全港,細節早已遺忘,但對受害者的兒子先在網絡尋親,後被發現一切只是自導自編自演,依稀留有印象。十年以後,《正義迴廊》(何爵天導演,2022)以這宗案件為藍本,不販賣血腥奇情,反而以「正義」為名,究竟編導想說的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這宗案件早在塵埃落定,翻查資料,在陪審團的商議下,首被告(戲中的張顯宗)以八比一被裁決兩項謀殺案罪名成立,而次被告(戲中的唐文奇)則一致裁定兩項謀殺罪名不成立。離場以後,我在想,是不是編導對案件留有疑問,繼而追問為什麼在證據確鑿、張顯宗早已承認殺人的事實下,陪審團仍然有一票傾向他無罪?為什麼唐文奇能一致裁定罪名不成立?這樣的追問,也是在追問香港的司法制度,究竟陪審團的商議以什麼為準則?陪審團的裁決是不是就等於事實的全部?還是基於不同理由,我們始終要承認,有些判決只能依賴已有證供,卻未必符合事實?

若以這種角度切入,或者就能理解電影的取向。張顯宗(楊偉倫)與唐文奇(麥沛東)在開場不久,就已經先後被捕。電影雖不迴避血腥與裸露,偶有幾場細述當中的過程,不忍細看(而我的確無法細看),但案發經過不是重點,超過一半的篇幅放在法庭審訊,四個律師如何為疑犯辯護與指控交鋒,陪審團如何從組成至商議,並作出最後裁決。

張顯宗被捕以前已經坦承罪名,被捕以後又透過傳媒訪問大談自己的選擇,沒有迴避自己的罪名。張顯宗是自戀的天才,就算在法庭都是擺出一副不屑的模樣,彷彿全世界的人都是他的觀眾(剛好對應他的幻想,以及試鏡的失敗的變奏)。沒有人質疑他是否犯罪,是以把討論點放在犯案動機,就像他的辯護律師吳冠峰(林海峰)一直提問的是,他的犯案會不會有其他因素導致,就如在戲內多次出現的各種失敗(投資失敗、見工失敗、家庭關係的破裂),甚至對極端思想的崇拜。但是,不同於那一種意圖透過建構疑兇的動機,說明社會與環境的責任(如樓一安的《該死的阿修羅》),他根本不曾說服任何人(包括他的辯護律師,以至哥哥〔朱栢謙,而他終於不用以誇張手法演反派〕),彷若又是人生中另一場失敗的演出,無法讓他人接納。

對比探究張顯宗的失敗演出,落在唐文奇的身上,又是另一段故事。滿佈頭油、嘴角有菜,身帶異味的唐文奇,一直被說智商低於常人,但在辯護律師游嘉莉(蘇玉華)與姐姐(楊詩敏)的「協助」下,他繼續飾演這種弱智兒。說是「飾演」,是因為編導的暗示(甚至趨近明示),他不如大家所認知的欠缺認知的能力,甚至可能有意為之。而這一段成為電影的高潮,為什麼陪審團所有人傾向他是無罪?是因為唐文奇的擅於演出,以至他的姐姐在庭上聲淚俱下打動了陪審團(相對的是,他們不曾被張耀宗打動)?而麥沛東與楊詩敏為唐文奇的無罪演出了極具說服力的演出,麥沛東一邊裝作低能兒,同時讓人察覺他在演戲(這換來陪審員之一的葉蘊儀的質疑),而楊詩敏的演出極具感染力,銀幕下的我完全被她說服。

演出是一回事,真相是一回事,但在陪審團的眼中,演出可能構成了真相的一部分。在有限的資訊下,他們只能選擇相信或不相信疑犯是否涉案,而有趣的是,對於幾個律師來說,這一切又不是如此重要。他們各有立場,電影沒有進深描述他們如何籌備官司,也沒有提到與被告有深入交流。控方的兩個律師朱愛倫(周文健)與陳玉瑜(蔡紫晴)固然期望將二人送往監獄,但吳冠峰只是笑言不想為唐文奇爭取同情分,游嘉莉從第一次見面更沒有查詢事情真相,僅說「傻人可能有傻福」。他們在庭上爭鋒相對,是專業演出,但陪審團退庭商議時,朱愛倫叫他們一起吃飯,游嘉莉的反應,更像是現實 ── 他們不是如此在意真相。

有罪與無罪,決取於陪審團的判決。九人陪審團(區綽文、黃宇詩、鍾雪瑩、邱萬城、林善、黃華和、張凱娸、陳桂芬、葉蘊儀)從成立至解散以後一一被記錄,說明這一部分對電影的重要,他們如何選擇資訊,如何根據「疑問利益歸於被告」,而讓人定罪/脫罪。當年陪審團的想法當然難被認知,但在電影中一切可以重新創作 ── 他們可以是不相信司法制度的哲學少年,可以對周遭不滿的反叛少女,可以是只顧賭馬的生意人,可以是說自己什麼都不會的退休老師,可以是對年輕人不滿的老年人,可以是看見血腥畫面就想吐的OL女生……編導把九個人放在狹小空間,各為想法爭辯,甚至只流於發表意見的層面,是難得的坦白爭鋒,說明各人的思量不同,更指明當中或有的偏差(可惜的是,那一票投予張顯宗罪名不成立,始終難以說服)。

當沒有人有全知視點,尋找正義的路上是不是欠缺什麼?別說警察搜證的馬虎,如何讓大家與真相擦肩而過。我們從他們的考量,看見了各人的盲點,就算畫面中他們時而走入案發現場,走入了兩個疑犯的對話當中,二人各執一詞,他們就是無法看見真相。而這或者也是編導最想提到的一點 ── 有時候,在追尋真相的法庭,因著各種原因,都有其盲點,導致裁判不等於真像。

《正義迴廊》以奇案為藍本,探討的角度不在於奇情,而作為新導演的首語長片,片長超過兩小時,被評為三級電影,絲毫不覺兀長(好了,拍納粹的部分可以刪減,而記者的部分值得多解釋)。編劇紮實,畫面好看(有一幕開庭前畫面從右而左移動,記下了開場前各人的預備,如游嘉莉的輕鬆),剪接出色(在幾個場景中轉換),節奏拿捏得宜,但更在於整體演出的成功,資深與新晉演員同樣出色。

這一齣電影的成功,除了幕前,幕後亦居功至偉,導演何爵天以外,如編劇譚廣源、葉偉平和梁永豪;攝影師梁祐暢;剪接的李謙明、張釗(與劇中警察同名,笑)和石繕滎,而「演出拍導」毛曄穎(在家中訪問張顯宗的記者)亦應記一功,尤是在群戲中要求各個演員同時進入狀態不是易事。這些名字值得一一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