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形容《給十九歲的我》給我的震撼，是如歌曲 Those were the Days 對時間流逝的感慨，還是如石玉如校長在當中提出學生在校的時光都是「永恆的一個片段」的灑脫，甚或兩者皆是 ── 我們在電影院的兩個半小時中，看見一群女生的成長，也見證了香港的轉變，預期的，不如預期的。
紀錄片的源起是校舍重建，校長提出這個拍攝計劃，由張婉婷導演執導，記錄一班千禧年出生，又是唯一經歷三個校舍的一個年級，怎樣說都是很圍內的事。沒有誰想到，這樣一拍就是十年，這群女生沒有預計成為唯一經歷三個校舍的一代，最終在遠離半山地段的深水埗渡過大部分的中學生涯，迎來了動盪轉變的社會環境。在只屬於英華的敘事以外，無心插柳地記下了這一代面對的種種。
導演從中一開始，跟著她們拍攝，學校以外，也走進她們的家中，訪問她們的家人，甚至假日跟著她們與朋友相聚。這班女生的背景各不相同，有的來自中產家庭，有的在基層環境成長；有的在香港土生土長，有的是從大陸來港的新移民；有的家庭關係融洽，有的家庭破碎。她們的理想，不獨是一種「職業」／「前途」，而是那一個時刻對自己未來的想望 ── 有的期望考上劍橋大學，有的希望代表港隊出戰，有的立志考上警察，有的只是想生活快樂；有的想擺脫家人的束縛，有的只想待在家人身邊。
隨著時間的流逝，社會狀況翻了幾翻，她們也從懵懂的中一生，成為學生領袖，準備考入大學。她們的故事，不盡是眾人眼中「名校生」的故事，進入學校以後，從此一帆風順，而是必須無法擺脫人生的艱難與掙扎 ── 經歷努力以後無法達標的失望，忽然間承受同儕之間的欺凌，也有的面對父母離異後的分離，以至寄人籬下的辛酸等等。
這些種種，對於十多歲的少女來說，毫不容易。但是，在失落與眼淚以外，我們見證了她們倔強與韌力，渡過了那些未必想回頭重看的時光。例如，阿佘熬過了被同學誤解杯葛的日子，現在在大學就讀護理系；香港小姐撐過了媽媽不在身邊，又被阿姨一家無視的時間，在美國跟家人一起生活；馬燕茹離開全職運動員的生涯，但在大學以外，繼續跟私人教練練習。她們面對的一切，或者與我們的生活體驗完全不同，但那一種世界不像自己預期的不忿與不安，或者是我們必有的共鳴。也因為如此，就算我無法明白Madam以投考警察為理想，仍感受她因社會運動被迫放棄的不甘心。
有朋友問，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齣戲。在被一班少女的真摯坦誠所觸動以外，紀錄片記錄了一種可能 ── 在世代撕裂中，還存在一種理想的跨代相處，當少年展示了她們的哀愁與脆弱，成年的一方願意擁抱與接納（當然我們都看見不包容的人）。就如張婉婷在獨白時也提到，同學有時候不願意被拍攝，有時候有她們的想法，攝製隊只能充當她們的「樹洞」。就如幾個校長、副校長的表達，他們容讓她們有自己的空間與步伐。
阿佘在紀錄片和映後分享分別提到，感謝當年品學兼優的Shirley對自己的忍耐，私下把她被摘下的名字刪走（石校長聽見的反應是讚嘆，笑），也感謝有老師在課堂上看見她睡覺，沒有即時的責罵，反而私下才關心她，讓她感受到另一種接納。我們無法理解當中因由，但從她的訪談中，我們知道這些接納，讓她一步一步走出當初的迷惘。
在電影節的映後分享時，Shirley談到阿佘，她說，紀錄片只記錄了她們生活的一小部分，不代表她們的全部。聽見這一番話，有一種難以表達的感動。
石校長說，她們在學校相遇的時間是「永恆中的一個片段」，同學會繼續成長，或者成為當初師長無法預知的模樣。在永恆中，我們無法任何時候保持完美的形象，不去犯錯，不去跌倒，而身邊有人接納是怎樣的難得。
在銀幕下，有幸見證他人在「永恆中的一個片段」，也保留了香港在「永恆中的眾多片段」，說起來也是一種幸運。
但願她們繼續保持當初的良善，以及赤子之心。
P.S 1:《給十九歲的我》宣布正式上映後，吳芷寧寫了一篇 Facebook Post 〈好睇，但就係有啲唔舒服〉，提到對電影中一些做法的質疑。
P.S 2：紀錄片其中一位受訪主角寫了一篇文章，獨家給《明報周刊》刊登，表示電影團隊在沒有得到其同意仍公映作品，對她的心理狀態造成傷害，並質疑校方的做法，沒有顧及學生的權利；另一受訪主角則接受記者，表達對拍攝時的一些做法不滿，並指她在播映前沒有看過完整作品。詳參《明報周刊》的整理（內有詳細訪問）。
P.S 3：學校最終向學生致歉，並取消正式公映。
P.S 4：電影在沒有正式公映（僅有優先場放映），並且學校退出遴選下，獲得第四十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
程思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