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邊人》的張松柏曾說，「想拍一部能夠反映我們時代的電影。不然的話，你想想看，許多年以後，人家都不知道我們存在過。」但是，我們深知，在這個年頭，拍一齣反映時代的電影毫不容易，就算與政治運動無關，累積下來的集體情緒複雜、無邊，也難以描繪。
這種情緒狀態，不是幾句對白精句就能說明，也不是幾個偶像出現就能化解，而是一種藏於眾人心底、難以言說的無望 ── 這種無望，若是化為具體的象徵，可能是彌敦道兩旁的雙餸飯（與門外排了幾圈的人龍），或者是牆上沒有重新塗擦的斑駁痕跡，又或是路上無人，以及處處貼上「租約期滿」的油尖旺。林森的《窄路微塵》嘗試捕捉這幾年香港的集體狀態，在疫情的初期，在很多人舉家移民同時，更多人在城中委曲求存的卑微生活。
一對住在劏房的年輕母女，一個小型清潔公司的老闆，猶如兩顆微塵相遇，處境看似不同，但在大環境下，擺在眼前的同是各種徬徨。只是在生活中掙扎的人，不見得害怕疫症，而是擔心實際生活 ── 如何賺錢交租食飯、如何維持公司營運，就算購買（偷取）防疫物資，他們都不盡是為自己著想。於是，他們照樣工作，照樣外出，休息時會拉下口罩，吃飯前不會消毒洗手，倒是回家以後，窄哥（張繼聰）會立刻洗手，Candy（袁澧林）會全身消毒。
或者如此，在疫症的大環境下，政府實施多項防疫措施，如限聚令、娛樂場所封閉、禁止晚上堂食，對他們影響不大，細朱（董安娜）在圍封的公園自得其樂，而窄哥與Candy每個晚上繼續工作。若然有什麼不同，或者是晚上的香港（工作時間只是晚上九、十時），沒有以往的熱鬧，路上沒有幾個人，又或是他們清潔的地方，見證著城市的興衰 ── 專做外賣的熱狗店、老闆準備移民的茶餐廳，還有醫務所、Party Room、幼稚園，不也是疫情中受著不同影響，必須在門口貼上各種「已用XX消毒塗層」、「光觸媒」等認證，換來客人的安心出行的地方？
兩顆微塵在窄路相遇，可以是重新開始的起點，也可以是無法向前的開端。窄哥對Candy、細朱的照顧，既是他在寂寞中的一種寄托（甚或期待），也確是換來Candy的重新做人。但是，擺在我們眼前的，畢竟不是happily ever after的童話故事，學習做好人的道路上，有很多不同的選擇，一次致命的失誤，就能推翻之前的各種努力（袁澧林幾次面對張繼聰的質問，從質疑世界不公的反駁至無法辯解的道歉，都非常好看）。《窄路微塵》的溫柔，不在於容許錯誤的發生，而是錯誤以後，仍然容許接納。
電影沒有說明窄哥的前事，但從他跟母親、朋友的相處，甚或母親離世後，他與Candy在海邊的一幕，說明他的內心敏感的部分 ── 那一幕，Candy抱著窄哥，鏡頭慢慢移向貨車，配上黃衍仁的配樂，拍出了無法宣洩的哀痛。或者如此，就算無法換來Candy的承諾，甚至她根本一無所知，窄哥仍然體諒這個仍然年輕的單親媽媽，以及那個跟著媽媽背後，學習一言一行的反叛小女生。他默默承受不屬於他的控罪，把賣車換來的錢給她們，早就超越一般擁有的愛情，更像是一種淪落人的扶持，不想年輕的女生放棄自己，不想年幼的小孩繼續漂泊，在品流複雜的地方成長。
這種的寬容，在這個社會中早是另一類的童話。這類童話，不是在疫情中辦清潔公司，風生水起，二人從此不愁衣食；相反，寬容未必帶來好結果（就如窄哥的公司最後結業），未必實質換來什麼，卻又換來一個可能 ── 一個讓行差踏錯的人有重新做人的可能。
這種可能，需要時間發酵，偶爾失望，偶爾不解，也不肯定後來變成如何。是以，在大銀幕上，二人無法擺脫困難，繼續求存，Candy在鬧市賣手搖茶，窄哥走到赤柱當保安。幸運的是，Candy虛心學習，跟著說「多謝晒，拜拜」，而窄哥還是以赤子之心對待一切，在疫情期間，拿著水桶、地拖把嘔吐物清理，不等明日清潔工上班才處理。
很多人說，導演林森與編劇鍾柱峰善良，這或者就是原因 ── 在最困難的時代，在無人相信的地方，仍然相信良善，相信這𥚃可見微光。是以，《窄路微塵》的角色雖然無助，但不致走向絕望。
程思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