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白日之下，做對的事

看完《白日之下》，回家後打開電視，電影台剛好在播《桃姐》。我坐下來，看了一會，其中一個主要場景同樣是護老院，但兩齣電影呈現的，卻是差天共地──《白日之下》的護老院陰暗，擠迫，侷促，與乾淨談不上邊，陽光穿透不了積著塵埃的玻璃，老人大多數時間瑟縮在狹窄的床上，吃飯時大家塞在一邊；《桃姐》的剛好相反，明亮，寬敞，清潔，就算晚上仍然燈光通明，老人有時聚在共同空間，互相聊天。

在這個安老服務長期不足的城市，輪候政府的資助護老院的期間，不少老人因著無法自理，或家人無法全天侯照顧，只得被送往私人的護老院 ── 像《桃姐》所呈現的院舍不是沒有，只是費用不菲，不是這麼多家庭可以負擔；像《白日之下》所展現的院舍面貌不少，以為是環境問題，沒有人想過，手法如此不人道。

一直看《白日之下》，心中泛起很多疑問，但都與電影無關，都是來自對現實的無力感。曉琪（余香凝）收到市民報料後，憑著記者的觸覺、裝扮的技術，幾乎以一人之力揭發這宗案件，看似是一次媒體的勝利；但是，這不是香港院舍制度的轉拭點，甚至在戲內也不是故事的結尾。

這種無力感，在銀幕上一再出現，從曉琪與家人相處，對傳媒角色的疑問，對受害人的公道，以至獨家報導對社會制度的影響，我們看見的盡是失落 ── 從微觀至宏觀，一切彷彿沒有任何改變。問題一個接一個，讓人憤慨的案件一宗接一宗。當曉琪經歷了這一切以後，與上司Eric（朱栢謙）聊天時，談到她或許辭職，只能以「就算惡人沒有惡報，我仍然選擇善良與公義」總結。這一句，聽起來鏗鏘有力，但背後帶著的是一種無奈，即或有足夠證據，直指制度的缺陷，卻仍然無法撼動體制。

《白日之下》的香港，不是一處理想生活的地方。在這裡，老人與弱勢的生活被壓榨，面對惡劣的環境，也無力反抗（包括陳湛文飾演的傷殘院友琛哥）。媒體的資源缺乏，面對被裁減的威脅，只能透過「成功」的報導讓偵查部門苟延殘喘。媒體仍有一定監察力量，讓肇事院舍被除牌，但不足改變整個制度，也無法禁止同類事情被發生。司法制度也有它的限制，不利於無法好好指證加害者的受害人取回公道。生活在其中的人，只能詐傻扮懵，換得一刻的喘息。

而當問題被指出，制度無法修正失誤，讓事情回到正軌時，揭露問題的人就成了問題。於是，受害人要離開她們唯一的安身之所，逃往其他地方。於是，揭發問題，意圖改變社會的人，成為被影響的人的發泄對象。當報章刊登了這宗震撼全城的新聞，曉琪在新聞室中受同事拍掌讚賞，對其專業的肯定，但回到被釘牌的護老院，她被批評的程度，猶如另一個加害他們的人，卻沒有質疑為什麼當局沒有其他處理的辦法。這，不也是這個社會的真實預告嗎？

雖然我們難得地在港產片中，看見報章印刷的畫面，《白日之下》不像談偵查報導的《焦點追擊》（Spotlight）與《她說》（She Said）般，再現記者漫長的偵查過程，甚至簡化了報導刊出前的準備，翻閱資料、查冊、向有關人等的跟進查問等等，只保留了最具戲劇性的「放蛇」，以及與老人之間的交流（姜大衛的通伯當然好看）。是的簡君晋的《白日之下》，以記者為主角，但不是拍偵查記者，也不是談媒體，更多在於討論院舍制度。

電影一再強調的，不是記者的力量，而是制度的崩塌。所以，編導沒有將焦點僅放在護老院舍在露天脫光長者衣物，或是殘疾院舍院長性侵犯院友，而是利用一宗接一宗的案件，甚至配以其他失效例子，如吃過期食物、燒賣撈飯、弱智少年離奇死亡等等，這些全有真實事例。而有關人士不是一一被調查，承擔他們的後果，甚至有人藉記者的專訪，大放厥詞（如林保怡飾演的章劍華）。

這或者才是導演最想討論的部分。在編導的心目中，他們不擔心個體變得麻木，或被現實改變，就如最後一幕，記者依然追求真相，就如亮（梁仲恆）與Jess（許月湘）；就算離開記者崗位的，仍然願意擇善固執，就如曉琪與Eric的對話。他們在意的是制度，一個不為個體意志所動搖，不因真相而改變的現實。或者，不是每篇報導能夠改變世界，也不是每齣電影都有如《無聲吶喊》，能在銀幕上的故事，改變銀幕以外的事，這也是編導們面對問題時交出的答案。

有人說，這個時候還拍記者題材的電影有意義嗎？時勢不同，現時的傳媒生態，早就不似預期，但如上述所說，電影不為歌頌記者與媒體，但至少記得努力發掘真相的記者，記得這個社會的不完美，記得有很多事情仍然值得關注。「不要因為做對的事而內疚」，做對的事，多久之後，還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