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 一月 2024

小時候，對Barbie完全沒有感覺，但有如不成文規定，每個女生一生至少擁有一隻。結果，在我還沒有紋身的概念以前，已在 Barbie 的腳上寫字 ── 嗯，有點不好意思，但這是我對 Barbie 的唯一記憶。

如果不是 Greta Gerwig，或者我永遠不會對 Barbie 提起興趣。

在沒有任何的情意結下，喜歡 Greta Gerwig 與 Noah Baumbach 合編的《Barbie 芭比》── 既有品牌的宣傳成分，但編導明顯不願依書直說，藉著這個品牌的價值，講一個現代人需要的故事 ── 談性別，談定型，談個人。

在大銀幕，談性別，談定型，談個人，其實不罕見。很多電影直截表明打破固有的刻板印象，但當這個語境落在《Barbie 芭比》時，更是看到當中的顛覆與心思。

Barbie 與 Ken 本來就是充滿刻板印象的玩偶， Margot Robbie 飾演的 Stereotypical Barbie，以及 Ryan Gosling 飾演 Beach Ken 正是性別與角色定型下的受害者 ── 她不能談自己的想法，永遠只可有正向思想；他的生存目的，只為受她的青睞，卻失去自己的想法。而被視怪異的 Weird Barbie，在故事中擔任了啟蒙的角色，引導 Barbie 重尋自己，解決自身的問題。

連擁有Barbie的人，也與一般認知的無知小孩存在落差，在生活中遭遇困難。是的，在這個年代，不只成人與小孩，連玩偶都避免不了身份危機，需要尋找自身的意義 ── 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過自己喜歡的人生，好好生活。

剛剛公佈奧斯卡入圍名單，《Barbie 芭比》失落了幾項重要的提名。雖然可惜，《Barbie 芭比》的影響，不止於此。 

Nicolas Cage 近年銳意一洗過往的銀幕形象，這次不演自己，而是以平實的禿頭大叔形象，走進眾人的夢中──《大叔夢中人》（Dream Scenario）奇趣荒誕，但細思極恐 。

大學教授Paul莫名成為數百萬人的夢境主角，一躍成為全球的現象級熱話，後來又演變為集體夢魘。編導 Kristoffer Borgli 無意為事情解畫，僅把事件視為任何一件的社會流行，藉此談及當下的網絡亂象。
 
Paul在大學教書，與妻子育有兩個女兒，有著美滿中產的想像，卻陷入中年危機──教書工作過於安穩（一年復一年的循環），研究成績不上不下（指控拍檔偷用他的想法，又低聲追問把他的名字加在報告），夫妻關係日趨平淡（相比見舊情人的興致勃勃），父女關係也不見得融洽（女兒譏諷他的表裡不一）。
 
網絡容易築構假象，掩蓋現實的殘缺，一夜成名，翻轉了他的沉悶人生，滿足了他的自我，填補了從前的慾求未滿，成了他對抗中年危機的良藥。自此以後，課室坐滿對他投以好奇目光的學生，電視訪問、廣告合作隨即而至，甚至有人邀約出版；首次被邀進友儕間的飯局，女兒不再視他為隱形人，與妻子也重燃激情，更有少女對他投懷送抱。Paul不需任何改變，就初嚐成功的滋味，暗自點燃不成正比的野心。
 
網絡的世界，瞬息萬變，一日也太長 ── 不知從何而來的高峰，也彷彿預視了後來不知為何的墜落。多年累積的經驗，與術業的專攻，不會歸於無有，但在成名時發生的種種，如過度自信而來的破壞，魯莽造成的裂縫不會同步歸零，被撼動的關係也無法回到最初。Paul猶如孤舟，隨浪濤忽升忽降，難以抓緊立足之處。南柯一夢，回首之際，一切已經全然改變。
 
或者如此，相比無法解釋的入侵性夢境的恐懼來襲，或是創科企業意圖佔有眾人潛意識有如科幻預言，這種網絡虛無對小人物來說更像噩夢。

看完《墮下的對證》（Anatomy of a Fall），忍不住抽一口氣。當一段關係被赤裸地展現於人前，被人抽絲剝繭地剖析評價，以辯證二人關係屬於美滿或不和，究竟還能夠剩下甚麼？

這是導演 Justine Triet 的把戲，在這齣長達151分鐘的電影中，她與伴侶 Arthur Harari 合寫劇本，花上超過一半時間在審訊上，「意圖」釐清墮樓案的真相 ── 在法國東南部的山區，一個男人從一幢三層小屋墮下身亡。附近冰天雪地荒野無人，僅有的證據在自然環境的變幻中被湮沒，唯一可依賴的證人僅是男人有視力障礙的兒子Daniel（Milo Machado Graner）。在缺乏任何關鍵的直接證據下，檢察官只得一再透過詮釋、推測，企圖把矛頭指向男子的太太Sandra（Sandra Hüller）。

觀眾一如戲中的法官與陪審團，無法知道真相如何，僅能從不同人的推論與供詞，拼貼一幅看似「完整」的圖畫。這幅圖畫的構成，部分來自事實 ── 精神科醫生提到，男人多年以來對太太不滿，又專家說明血跡測試的鑑證結果，排除了一些意外的選項；也有部分來自檢察官的動機，指出太太的雙性戀取向、多次外遇，又曾在小說中有軾夫想像，甚至播出事發前一天男人偷錄二人吵架的錄音，也意欲證明在案發當日，Sandra因引誘前來訪問的學生，引起男人的不滿。簡單來說，二人關係惡劣，她因而動了殺機。

聽著檢察官的推論，有點茫然，就像隔靴騷癢，無法命中核心 ── 即或這些事實被一一擺在眼前，究竟事實與真相之間的距離有幾遠？這些一面之詞，能不能達致所謂的真相？究竟有幾多對夫婦的關係能夠被提上法庭，被其他人抽絲剝繭，以辯證二人關係？Sandra 坐在其中，因著語言的隔閡（來自德國，法語不算流利），就成了某種邊緣，難以為自己辯護，偶爾問律師詞語的法文，甚或直接以英文辯解，由翻譯幫忙。無獨有偶，所有把矛頭指向Sandra的皆是男人，而有利的證供皆來自女人，這是不是也有某一種的取態，說明她的無助？

既然無法全然理解真相，如戲中角色所言，我們僅能「選擇」，選擇相信哪一邊才是真實。當案件的真相在這兩個半小時中不曾被說明，編導往往在重要之處留白，只以聲音揭示部分事實，如夫妻二人在案發前一天的片段中，從討論到爭執一一被展現，直至繼而動粗的部分僅剩下聲音，我們就知道編導（希望我們）關注的不是案件的真相，也不是男人的死亡，而是藉著透過一個人的死亡，追查一段關係的結束。

他們曾經甜蜜，但兒子的意外，讓兩個人的關係從陷入困局。他們因著經濟問題，搬回男人的家鄉，Sandra 頓時成為異鄉人（與丈夫與兒子都說英文）；同樣以寫作為業，本能互相鞭策，但因男人無法創作，二人的差距愈來愈大，這種失衡進一步落在生活中 ── 男人自願負責照顧孩子，但心底對家庭的分工不滿，認為女人的成功來自他的犧牲，卻換來女人的否認（這裏換轉了一般家庭角色）。於是，他只能把音樂的聲浪調至校幾近如雷轟的程度發泄，也就是一開場把訪問學生轟走，現在看來就像一場有聲的抗衡。

當一段關係被理性剖析，一言一行被放在顯微鏡下，挖出平日不願對質的說話，恐怕只剩下互相仇視的終局。這些不是一朝一夕的問題，而是以年計累積，也難以劃分對錯 ── 二人同樣只看見自己的犧牲，而忽視對方的付出。是因為不忿，也因為不被理解，這種爭論固然動氣，也撼動了充滿裂痕的關係。無論是墮樓的真相如何，這同樣是一個家庭的悲劇。

當審訊愈長，橫跨整整一年，愈覺得這些事實與真相無關，對陪審團（與觀眾）無關，唯一被猛烈動搖的，僅是他們的兒子Daniel──他聽見父母的關係因著他的意外而變質，聽著一直陪伴在他身邊的二人的不忠與懦弱。即或 Daniel 是視障人士，鏡頭多次從他的角度望向Sandra的方向（甚或對望？），彷彿他也藉著審訊重新認識這個眼前的人。縱然沒有太多的表情，但這或者比他失去父親這事實，更讓他難以接受，畢竟審訊被拖長，也因Sandra是作家而遭媒體聚焦 ── 他在一年之間，面對父親的離世，母親的被懷疑，甚至對父母的信任的瓦解。於是，他只能透過實驗，說服自己「選擇」一個讓不致全然失望的答案。

而他的「選擇」，或者再一次無關真相，就如那一幕兩父子在車上的對話，聲音的處理，或者證明當中的複雜性，不必然是事實的全部。我在想，經歷了這些種種，對成人而言也極為難撐的時刻，在全然崩解的關係中，Daniel還能有甚麼選擇？

恐怕也是沒有，就算二人對對方有所保留，也只能這樣選擇，然後繼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