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程思傳

看完《填詞L》，有一種深刻的共鳴，找回導演 Norris Wong 黃綺琳 十年前出版的《我很想成為文盲填詞人》。封底的介紹寫著「從中學的業餘愛好，到簽約華納成為專業填詞人，作者分享了自己的創作經歷」，有如其他成功追夢的故事，而《填詞L》的出現，或者說明對導演而言，這段填詞的生涯談不上成功。

這或者也是事實。大眾認識黃綺琳，與填詞無關，大多因著她自編自導的《金都》（2020），甚或她編劇的《警界線》（2013）、《瑪嘉烈與大衛系列綠豆》（2016）、《歎息橋》（2020）。雖然她以導演、編劇的角色走進觀眾眼前，但她花費最多時間、最心心念念的始終是填詞。就如，她在書中記著大學時期，每星期都會填兩、三首歌，而她當上導演以後，自資拍一齣關於填詞的電影。

《填詞L》是黃綺琳的半自傳式電影，填粵語詞或者不是大眾容易投射的經驗，甚至羅穎詩（ 鍾雪瑩）的故事沒有驚天動地，但在看似日常的生活中，隨處可見有血有肉的掙扎，微小卻觸動 ── 這也是很多喜歡創作的人的共同經歷。

這種共同經歷是在不斷創作以外，無止境的投入與嘗試。或者被羅穎詩影響，其他人如同學何雞（吳冰）、哥哥（潘宗孝）曾經填詞，但唯有她一直堅持，用盡一切看似有可能，但更大機會毫無作用的方法尋找機會，如向業內人士自薦、報讀相關的課程、參加不同比賽，接近她的理想。比起其他人，她的確向前走了很多步，填過Demo，贏過比賽，簽過合約，但距離成為專業填詞人仍然有很遠的距離。

創作的路是孤獨的，徒勞無功或者是追求夢想的最低消費。當你選擇創作，就必然有所犧牲，或是捨棄穩定的收入，或是減少與其他人的相處，或是無法事事俱圓。旁邊的人未必理解，甚至欣賞你的努力，最親密的人卻無可避免承受所有的傷害。就如宅聰（戴玉麒）指摘羅穎詩「很自私」，她心知肚明而無法辯駁。

喜歡《填詞L》，是因為編導的坦白，容讓觀眾直視她的興奮與不足。在追夢的路上，有全程投入的時間，但必然跌跌碰碰，更多焦頭爛額。電影拍下羅穎詩第一次收到Demo的興奮、對成為填詞人的渴望，這是理能理解；然而，她寫出「會不會是你不適合」，甚至寫出「你沒有同理心，你的歌詞不會寫得好」，回應自己追夢的歷程，而讀起來更像是一種懺悔。

填粵語詞不容易，拍電影也不見得簡單。第一齣《金都》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得獎作品，資金不多，但有資助；這次《填詞L》自資製作，編導黃綺琳、監製黃鐗在疫情期間，一邊儲錢，一邊拍攝，拍了十五天的戲，卻橫跨了一年。讀了譚蕙芸寫的訪問，黃綺琳談到結婚時堅持不擺酒，寧願把錢用來拍戲。這讓我想起黃綺琳在書中分享，她曾經在平安夜在旺角地鐵站的天橋兜售因為不暢銷而堆在家中的作品，賣完二十本，又二十本。或者，羅穎詩不再拿著鉛筆在筆記簿上寫寫擦擦，推敲用字，但她沒有改變，只是找到另一個發光發熱的地方。

當羅穎詩的角色落在同是鍾雪瑩的身上也是絕配。她在中學時參加學校的唱歌比賽（在YouTube仍然看到）、《亞洲星光大道》，最後她沒有成為歌手，而是大學畢業以後，先在電台工作，後來成為填詞人與演員。或者如此，鍾雪瑩輕易說服觀眾（如我），她就是羅穎詩 ── 一個不惜一切投入創作，有時候倔強得有點固執的填詞L。

電影說，這是一個會懲罰夢想的地方，很多人點頭贊同。在這個地方講夢想，的確不切實際，的確充滿挫折，但這個地方仍然有不怕懲罰的人。有的堅持著自己的夢想，有的成為別人的肥乜（陳毅燊），有的就如戲內那對口裡說不，心裡最支持的父母（葛民輝、邵美君），讓人不致完全失望。羅穎詩或者未能遇上把她帶進流行樂壇的伯樂，但黃綺琳找到她的另一個夢想，也成為能夠支持別人演員夢想的伯樂，好像也不錯吧。

小時候，對Barbie完全沒有感覺，但有如不成文規定，每個女生一生至少擁有一隻。結果，在我還沒有紋身的概念以前，已在 Barbie 的腳上寫字 ── 嗯，有點不好意思，但這是我對 Barbie 的唯一記憶。

如果不是 Greta Gerwig，或者我永遠不會對 Barbie 提起興趣。

在沒有任何的情意結下，喜歡 Greta Gerwig 與 Noah Baumbach 合編的《Barbie 芭比》── 既有品牌的宣傳成分，但編導明顯不願依書直說，藉著這個品牌的價值，講一個現代人需要的故事 ── 談性別，談定型，談個人。

在大銀幕，談性別，談定型，談個人，其實不罕見。很多電影直截表明打破固有的刻板印象，但當這個語境落在《Barbie 芭比》時，更是看到當中的顛覆與心思。

Barbie 與 Ken 本來就是充滿刻板印象的玩偶， Margot Robbie 飾演的 Stereotypical Barbie，以及 Ryan Gosling 飾演 Beach Ken 正是性別與角色定型下的受害者 ── 她不能談自己的想法，永遠只可有正向思想；他的生存目的，只為受她的青睞，卻失去自己的想法。而被視怪異的 Weird Barbie，在故事中擔任了啟蒙的角色，引導 Barbie 重尋自己，解決自身的問題。

連擁有Barbie的人，也與一般認知的無知小孩存在落差，在生活中遭遇困難。是的，在這個年代，不只成人與小孩，連玩偶都避免不了身份危機，需要尋找自身的意義 ── 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過自己喜歡的人生，好好生活。

剛剛公佈奧斯卡入圍名單，《Barbie 芭比》失落了幾項重要的提名。雖然可惜，《Barbie 芭比》的影響，不止於此。 

Nicolas Cage 近年銳意一洗過往的銀幕形象，這次不演自己，而是以平實的禿頭大叔形象，走進眾人的夢中──《大叔夢中人》（Dream Scenario）奇趣荒誕，但細思極恐 。

大學教授Paul莫名成為數百萬人的夢境主角，一躍成為全球的現象級熱話，後來又演變為集體夢魘。編導 Kristoffer Borgli 無意為事情解畫，僅把事件視為任何一件的社會流行，藉此談及當下的網絡亂象。
 
Paul在大學教書，與妻子育有兩個女兒，有著美滿中產的想像，卻陷入中年危機──教書工作過於安穩（一年復一年的循環），研究成績不上不下（指控拍檔偷用他的想法，又低聲追問把他的名字加在報告），夫妻關係日趨平淡（相比見舊情人的興致勃勃），父女關係也不見得融洽（女兒譏諷他的表裡不一）。
 
網絡容易築構假象，掩蓋現實的殘缺，一夜成名，翻轉了他的沉悶人生，滿足了他的自我，填補了從前的慾求未滿，成了他對抗中年危機的良藥。自此以後，課室坐滿對他投以好奇目光的學生，電視訪問、廣告合作隨即而至，甚至有人邀約出版；首次被邀進友儕間的飯局，女兒不再視他為隱形人，與妻子也重燃激情，更有少女對他投懷送抱。Paul不需任何改變，就初嚐成功的滋味，暗自點燃不成正比的野心。
 
網絡的世界，瞬息萬變，一日也太長 ── 不知從何而來的高峰，也彷彿預視了後來不知為何的墜落。多年累積的經驗，與術業的專攻，不會歸於無有，但在成名時發生的種種，如過度自信而來的破壞，魯莽造成的裂縫不會同步歸零，被撼動的關係也無法回到最初。Paul猶如孤舟，隨浪濤忽升忽降，難以抓緊立足之處。南柯一夢，回首之際，一切已經全然改變。
 
或者如此，相比無法解釋的入侵性夢境的恐懼來襲，或是創科企業意圖佔有眾人潛意識有如科幻預言，這種網絡虛無對小人物來說更像噩夢。

看完《墮下的對證》（Anatomy of a Fall），忍不住抽一口氣。當一段關係被赤裸地展現於人前，被人抽絲剝繭地剖析評價，以辯證二人關係屬於美滿或不和，究竟還能夠剩下甚麼？

這是導演 Justine Triet 的把戲，在這齣長達151分鐘的電影中，她與伴侶 Arthur Harari 合寫劇本，花上超過一半時間在審訊上，「意圖」釐清墮樓案的真相 ── 在法國東南部的山區，一個男人從一幢三層小屋墮下身亡。附近冰天雪地荒野無人，僅有的證據在自然環境的變幻中被湮沒，唯一可依賴的證人僅是男人有視力障礙的兒子Daniel（Milo Machado Graner）。在缺乏任何關鍵的直接證據下，檢察官只得一再透過詮釋、推測，企圖把矛頭指向男子的太太Sandra（Sandra Hüller）。

觀眾一如戲中的法官與陪審團，無法知道真相如何，僅能從不同人的推論與供詞，拼貼一幅看似「完整」的圖畫。這幅圖畫的構成，部分來自事實 ── 精神科醫生提到，男人多年以來對太太不滿，又專家說明血跡測試的鑑證結果，排除了一些意外的選項；也有部分來自檢察官的動機，指出太太的雙性戀取向、多次外遇，又曾在小說中有軾夫想像，甚至播出事發前一天男人偷錄二人吵架的錄音，也意欲證明在案發當日，Sandra因引誘前來訪問的學生，引起男人的不滿。簡單來說，二人關係惡劣，她因而動了殺機。

聽著檢察官的推論，有點茫然，就像隔靴騷癢，無法命中核心 ── 即或這些事實被一一擺在眼前，究竟事實與真相之間的距離有幾遠？這些一面之詞，能不能達致所謂的真相？究竟有幾多對夫婦的關係能夠被提上法庭，被其他人抽絲剝繭，以辯證二人關係？Sandra 坐在其中，因著語言的隔閡（來自德國，法語不算流利），就成了某種邊緣，難以為自己辯護，偶爾問律師詞語的法文，甚或直接以英文辯解，由翻譯幫忙。無獨有偶，所有把矛頭指向Sandra的皆是男人，而有利的證供皆來自女人，這是不是也有某一種的取態，說明她的無助？

既然無法全然理解真相，如戲中角色所言，我們僅能「選擇」，選擇相信哪一邊才是真實。當案件的真相在這兩個半小時中不曾被說明，編導往往在重要之處留白，只以聲音揭示部分事實，如夫妻二人在案發前一天的片段中，從討論到爭執一一被展現，直至繼而動粗的部分僅剩下聲音，我們就知道編導（希望我們）關注的不是案件的真相，也不是男人的死亡，而是藉著透過一個人的死亡，追查一段關係的結束。

他們曾經甜蜜，但兒子的意外，讓兩個人的關係從陷入困局。他們因著經濟問題，搬回男人的家鄉，Sandra 頓時成為異鄉人（與丈夫與兒子都說英文）；同樣以寫作為業，本能互相鞭策，但因男人無法創作，二人的差距愈來愈大，這種失衡進一步落在生活中 ── 男人自願負責照顧孩子，但心底對家庭的分工不滿，認為女人的成功來自他的犧牲，卻換來女人的否認（這裏換轉了一般家庭角色）。於是，他只能把音樂的聲浪調至校幾近如雷轟的程度發泄，也就是一開場把訪問學生轟走，現在看來就像一場有聲的抗衡。

當一段關係被理性剖析，一言一行被放在顯微鏡下，挖出平日不願對質的說話，恐怕只剩下互相仇視的終局。這些不是一朝一夕的問題，而是以年計累積，也難以劃分對錯 ── 二人同樣只看見自己的犧牲，而忽視對方的付出。是因為不忿，也因為不被理解，這種爭論固然動氣，也撼動了充滿裂痕的關係。無論是墮樓的真相如何，這同樣是一個家庭的悲劇。

當審訊愈長，橫跨整整一年，愈覺得這些事實與真相無關，對陪審團（與觀眾）無關，唯一被猛烈動搖的，僅是他們的兒子Daniel──他聽見父母的關係因著他的意外而變質，聽著一直陪伴在他身邊的二人的不忠與懦弱。即或 Daniel 是視障人士，鏡頭多次從他的角度望向Sandra的方向（甚或對望？），彷彿他也藉著審訊重新認識這個眼前的人。縱然沒有太多的表情，但這或者比他失去父親這事實，更讓他難以接受，畢竟審訊被拖長，也因Sandra是作家而遭媒體聚焦 ── 他在一年之間，面對父親的離世，母親的被懷疑，甚至對父母的信任的瓦解。於是，他只能透過實驗，說服自己「選擇」一個讓不致全然失望的答案。

而他的「選擇」，或者再一次無關真相，就如那一幕兩父子在車上的對話，聲音的處理，或者證明當中的複雜性，不必然是事實的全部。我在想，經歷了這些種種，對成人而言也極為難撐的時刻，在全然崩解的關係中，Daniel還能有甚麼選擇？

恐怕也是沒有，就算二人對對方有所保留，也只能這樣選擇，然後繼續生活。

看《年少日記》時，看著鄭有傑（黃梓樂），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大學時期，曾經幫一個學生補習。學生來自小康之家，平日有外傭打點一切。他成績不錯，說話不多，跟他講無聊話時，會暗暗偷笑。一年下來，我們相處算是融洽。

有一日，看見他的手上有一處不自然的傷痕。他輕描淡寫地回應，沒有談到原因，彷彿是一件與自己無關的小事，我沒有追問太多，只囑咐他不要再這樣。後來，我們如常補習，偶爾聊天，不久之後我也大學畢業，與他斷了聯絡。

直至，看見Miss Chan（陳苡臻）與有傑的一段，我想起這個補習學生。情況完全不同，但我還是把兩件事聯想起來。這個初出茅廬的鋼琴老師，看見了孩子的傷痕，知道他的傷心，卻未必懂得處理這類事情。我想起了當日的自己，大學時期補習、教班，為的只是賺零用，從沒想過工作的責任，比想像中還大很多很多。

是的，那陣時，我們並不知道。

回到《年少日記》，故事從校工在課室發現一封匿名遺書開始，鄭Sir（盧鎮業）在班上尋找寫下遺書的學生，看似回應近十多年的青少年自殺問題，但就如鄭Sir讀到學生遺書時，因著一句「我不是什麼重要的人」，翻尋被藏在深處的舊日記，繼而回想起自己的少年時代 ──以這兩條線並行發展，說明電影不只談及少年的鬱結，更著意談到成年人心裡尚未痊癒的傷痛。

曾幾何時，我們對於成長，有很多憧憬。我們以為長大了，就有成年人的模樣 ── 憑著自己的努力，扭轉從前的遺憾；遇上問題，碰見難關，也能以自己的方法解決。後來，我們才發現現實不是如此。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的經驗多了，能力也大了，同時需要面對各種（理應肩負與無法肩負）的責任，以至別人（實際與不切實際）的期望。

在這些責任與期望中成長，大家不多不少都留有深淺不一傷痕。有的人比較幸運，傷口能夠自動癒合，有的人卻不能。這種帶有仍未癒合的傷口的成年人，在戲中比比皆是。鄭Sir如是。鄭自雄（鄭中基）如是。鄭黎嘉欣（韋羅莎）如是。雖然他們憑著努力，成為別人眼中的專業人士，看似有著美滿的家庭，但是當他們依然逃避，不願直視癥結，僅視那些創傷如一種已被消化的經歷，問題不會就此憑空消失。於是，這道傷痕，既傷害了他們，也傷害了他們身邊的人。於是，鄭Sir的婚姻觸礁；鄭自雄的家庭也散了。

後來，聽很多人說，「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但是，那陣時，我們並不知道。

《年少日記》不賣弄煽情，觀影過程絕不愉快，就像以刀割開一顆洋蔥，漸漸一層一層剝開，每剝開一層，也刺痛了眼睛。這種刺痛，不單來自眼淚直流的難過，而是看見很多關係的破裂，還有隨之而來的無力感── 既來自社會風氣的擠壓，也來自家庭安全網的失效。

就如《白日之下》所呈現的香港，《年少日記》即或只對準一個家庭，甚至沒有指出教育制度的不完善，也已經說明這裡不是一個適合少年生活的城市。這裡的高壓，對於少年出類拔萃的沉迷，都是叫人窒息。以為鄭家是唯一的殊例，恐怕這也是不少香港家庭的反映。在悲劇以後，戲內的角色不斷詰問為什麼，其實戲外的提問同樣很多。這樣的詰問，或者同樣來自編導卓亦謙 ── 是的，大家都成為受了傷的成年人。

《年少日記》其中一款海報，總是讓人想起楊德昌的《一一》 。同樣是紅色的背景，以男童為主角。不同的是，《一一》拍著洋洋的背面，《年少日記》直視鄭有傑的愁容。在《一一》中，洋洋拿著相機，一直拍別人的後腦袋，說「你自己看不到的，所以我拍給你看」。套在《年少日記》，卓亦謙想說的，或者更震撼 ── 既然你們看著少年的愁容，也像是看不到，所以拍給你們看。

當我們看見了問題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可以做？這或者也是交給每一個觀眾問題。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從前很多，以後也有很多。有的已經成為遺憾，有的還未。但願我們在事情還未到達不可逆轉時，好好擁抱，好好生活。也祝願，編導能好好走出憂傷。

看完《白日之下》，回家後打開電視，電影台剛好在播《桃姐》。我坐下來，看了一會，其中一個主要場景同樣是護老院，但兩齣電影呈現的，卻是差天共地──《白日之下》的護老院陰暗，擠迫，侷促，與乾淨談不上邊，陽光穿透不了積著塵埃的玻璃，老人大多數時間瑟縮在狹窄的床上，吃飯時大家塞在一邊；《桃姐》的剛好相反，明亮，寬敞，清潔，就算晚上仍然燈光通明，老人有時聚在共同空間，互相聊天。

在這個安老服務長期不足的城市，輪候政府的資助護老院的期間，不少老人因著無法自理，或家人無法全天侯照顧，只得被送往私人的護老院 ── 像《桃姐》所呈現的院舍不是沒有，只是費用不菲，不是這麼多家庭可以負擔；像《白日之下》所展現的院舍面貌不少，以為是環境問題，沒有人想過，手法如此不人道。

一直看《白日之下》，心中泛起很多疑問，但都與電影無關，都是來自對現實的無力感。曉琪（余香凝）收到市民報料後，憑著記者的觸覺、裝扮的技術，幾乎以一人之力揭發這宗案件，看似是一次媒體的勝利；但是，這不是香港院舍制度的轉拭點，甚至在戲內也不是故事的結尾。

這種無力感，在銀幕上一再出現，從曉琪與家人相處，對傳媒角色的疑問，對受害人的公道，以至獨家報導對社會制度的影響，我們看見的盡是失落 ── 從微觀至宏觀，一切彷彿沒有任何改變。問題一個接一個，讓人憤慨的案件一宗接一宗。當曉琪經歷了這一切以後，與上司Eric（朱栢謙）聊天時，談到她或許辭職，只能以「就算惡人沒有惡報，我仍然選擇善良與公義」總結。這一句，聽起來鏗鏘有力，但背後帶著的是一種無奈，即或有足夠證據，直指制度的缺陷，卻仍然無法撼動體制。

《白日之下》的香港，不是一處理想生活的地方。在這裡，老人與弱勢的生活被壓榨，面對惡劣的環境，也無力反抗（包括陳湛文飾演的傷殘院友琛哥）。媒體的資源缺乏，面對被裁減的威脅，只能透過「成功」的報導讓偵查部門苟延殘喘。媒體仍有一定監察力量，讓肇事院舍被除牌，但不足改變整個制度，也無法禁止同類事情被發生。司法制度也有它的限制，不利於無法好好指證加害者的受害人取回公道。生活在其中的人，只能詐傻扮懵，換得一刻的喘息。

而當問題被指出，制度無法修正失誤，讓事情回到正軌時，揭露問題的人就成了問題。於是，受害人要離開她們唯一的安身之所，逃往其他地方。於是，揭發問題，意圖改變社會的人，成為被影響的人的發泄對象。當報章刊登了這宗震撼全城的新聞，曉琪在新聞室中受同事拍掌讚賞，對其專業的肯定，但回到被釘牌的護老院，她被批評的程度，猶如另一個加害他們的人，卻沒有質疑為什麼當局沒有其他處理的辦法。這，不也是這個社會的真實預告嗎？

雖然我們難得地在港產片中，看見報章印刷的畫面，《白日之下》不像談偵查報導的《焦點追擊》（Spotlight）與《她說》（She Said）般，再現記者漫長的偵查過程，甚至簡化了報導刊出前的準備，翻閱資料、查冊、向有關人等的跟進查問等等，只保留了最具戲劇性的「放蛇」，以及與老人之間的交流（姜大衛的通伯當然好看）。是的簡君晋的《白日之下》，以記者為主角，但不是拍偵查記者，也不是談媒體，更多在於討論院舍制度。

電影一再強調的，不是記者的力量，而是制度的崩塌。所以，編導沒有將焦點僅放在護老院舍在露天脫光長者衣物，或是殘疾院舍院長性侵犯院友，而是利用一宗接一宗的案件，甚至配以其他失效例子，如吃過期食物、燒賣撈飯、弱智少年離奇死亡等等，這些全有真實事例。而有關人士不是一一被調查，承擔他們的後果，甚至有人藉記者的專訪，大放厥詞（如林保怡飾演的章劍華）。

這或者才是導演最想討論的部分。在編導的心目中，他們不擔心個體變得麻木，或被現實改變，就如最後一幕，記者依然追求真相，就如亮（梁仲恆）與Jess（許月湘）；就算離開記者崗位的，仍然願意擇善固執，就如曉琪與Eric的對話。他們在意的是制度，一個不為個體意志所動搖，不因真相而改變的現實。或者，不是每篇報導能夠改變世界，也不是每齣電影都有如《無聲吶喊》，能在銀幕上的故事，改變銀幕以外的事，這也是編導們面對問題時交出的答案。

有人說，這個時候還拍記者題材的電影有意義嗎？時勢不同，現時的傳媒生態，早就不似預期，但如上述所說，電影不為歌頌記者與媒體，但至少記得努力發掘真相的記者，記得這個社會的不完美，記得有很多事情仍然值得關注。「不要因為做對的事而內疚」，做對的事，多久之後，還是對的。

看完《新活日常》（Perfect Days），迎來役所廣司的大師班，由陳健朗擔任嘉賓主持。大師班從《新活日常》談起，必然談到作為演員的他，如何揣摩角色、會不會想再挑戰導演崗位，也談及他的生活習慣。約莫一小時，時間不算長，總見役所廣司時而低頭，總是慢慢吐出答案，真誠的，幽默的。

在拍攝《新活日常》以前，為了了解清潔工人的工作，他跟著清潔工人工作，請他們指導當中手勢。是的，與另一個大師班講者宋康昊的準備不同，役所廣司說每次遇上角色有特別經驗，都會預早嘗試、了解。他笑說，指導期間，清潔工人讚他有天份，問他什麼時候真正來工作。

談到仲代達矢（役所廣司正是在這著名演員引薦下出道），是不是為他打好演戲的基礎。役所廣司說，那個時候，很多人都模仿仲代達矢，而他是其中一位，卻被觀眾（有指是被師匠）責罵，於是他開始尋找自己的特色，如有意識地留意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說話、語氣與小動作。

每個導演都對演出有不同的要求。他會以自己方法演一次，再思考其他的可能性。在片場中，你會遇上不同的導演，有的不會指導演員，說「這是你的工作」，有的會給予意見（後來補充，有的導演不聽還好，笑）。除此之外，他也問其他人意見，而不是從頭到尾只以自己的方法演出。

聽役所廣司分享，他總是謙虛地談到他的演出，談到他的工作，就像一個努力實踐夢想的人，而不是一個早在國際上享負盛名的演員。談到1995至97年間，他接連演出多齣經典作品，如《鰻魚》、《談談情跳跳舞》，他說那段時間是他希望以電影演員立足影壇的時期，而很多工作人員同樣為著日本電影而努力，就算預算不夠仍然盡力拍攝；談到他會否繼《蛤蟆的油》（2009）後再次執導，他說下一次不想自導自演，而是期望專注在導演的工作，也曾發展很多計劃，卻被投資者說電影不夠商業因而沒有下文；談到他演出的經典作品，他說若五十年後，仍然有人翻看他參與的電影，那就無憾了。

說到日常生活，他總是帶點靦腆地說，自己的習慣都是壞習慣，每日必須飲酒，又強調這兩天因與觀眾朋友見面而不能飲（有指是不需要飲），也談到年輕時從不自律，要不就會拍更多的電影，更早獲得成功。

最後，役所廣司說，拍攝之前，準備充足，就有自由去嘗試不用的效果。陳健朗追問，有沒有試過未曾好好準備，就到了片場拍戲；役所廣司立刻說，「有有有……」，接著再說，「我會好好反省，但真的有。」

明明在說認真的話題，明明慢慢地回答，但現場的笑聲此起彼落。短短一小時，就能明白為什麼役所廣司如此受人喜愛。

圖片取自「香港亞洲電影節」Facebook 專頁

一邊看《盛夏餘燼》（Afire，前譯《火灼的天空》），一邊有點坐立不安。

Christian Petzold「元素三部曲」的第二部，沒有神話的詮釋，沒有奇異情節，作家Leon（Thomas Schubert）與朋友Felix（Langston Uibel）在盛夏之際，前往海邊的小屋安靜創作，卻遇上另一個女子Nadja（Paula Beer），以及救生員Devid（Enno Trebs）。附近城鎮的山火，讓替這段時光劃下某一種期限。

在多元的世界，三男一女的組合，不必然互為情敵，但人數從二變四，或多或少打破了Leon對閉關的想像。盛夏的光年，能滋養愛情，也能生出不安；炎夏，海灘，蚊子，可以是休假的前奏，也可以是摧毀靈感的心癮。

Leon從頭到尾都與他人隔絕的人。在渡假小鎮，大多數人暑裝上陣，短褲、背心、長裙，唯獨Leon總是穿著黑色長褲與長袖襯衣；當其他人爭取時間休息玩樂，他總是推卻，「我要工作」。

在推辭的背後，也真的只是推辭，沒有全時間埋頭苦幹的動力，甚至整齣電影中，Leon真正寫作的時間也沒有幾多。這是一種不安，準備出版第二本小說的Leon，正在陷於另一種的樽頸。畢竟，寫第二本作品往往是最困難的，擺脫出道作的新人光環，而有著向讀者證明自己才華的急切。

Leon內心的不安漸漸以自大呈現，遠看他跟其他人格格不入，不可一世；走近一點，就能見證他的脆弱，隨時被無法寫成傑作的恐懼吞噬。他無法真誠面對他人與生活，不願擺下自我的防衛，透過輕看他人，讓自己繼續生活。

Felix本來與他結伴，但到達小鎮後，二人愈走愈遠。他的創作歷程與Leon不同，與生活有關，叫人驚喜，卻被Leon嫌棄；倒是Leon一直說改稿，卻多番被人看穿稿件的不濟。是以，有時，看不清是Leon的才華有限，還是創作人的相輕。

唯獨Nadja多番走近Leon，給予他機會解釋他的無禮，卻不被重視。從初見就如女神般的形象，雖叫Leon 動心，也讓他自卑。期望以作家的身分，透過作品獲得對方的欣賞，只是事如願違，她的真誠評論，換來他的輕蔑，「她只是賣雪糕的」。背後的意思不必繼續解讀，也能想像更多未說的言辭。

隨著山火的逼近，他這種帶有毀滅性的性格，將更多的關係帶往無法逆轉的結局。Leon 或者也有才華，才得到編輯更多的包容，只是他也如悲劇的主角，弱點過於明顯，讓人同理他的焦躁，卻無法喜歡他。

喜歡《盛夏餘燼》，拍出一種期許自己有才華的人的自大與自卑，也不禁想自己，會不會某部分與Leon相似，同樣自大地自卑，同樣地僅以自己為中心。我在想，這是不是也是創作者的自白，或者道歉？對作品不滿的焦躁，創作人的自我膨脹，在心裡的無限延展，有時比天然災禍更具殺傷力。這是創作人的死症。或者，因為如此，我們才會說，創作是孤獨。

但是，Leon嘛，與才華無關，始終是一個仆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