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斯加法哈迪(Asghar Farhadi)的《伊朗式英雄》中,「英雄」的橫空出現,是詛咒多於祝福,更多的是因這個「美名」而來的身不由己。因欠債而被判監的拉謙(Amir Jadidi)在假釋期間打算變賣女友拾來的金幣,最後改變心意,決定物歸原主。事情落在獄長的耳中,被策劃成「好人好事」,電視台登門訪問,報章連載故事,拉謙因而成名。慈善協會立馬伸出援手,協助籌款還債;獄長希望債主巴拉姆(Mohsen Tanabandeh)稍為通融,讓他重獲自由。正當拉謙以為好心有好報,終於能重新開始時,巴拉姆對他仍然不屑一顧,網上的評論也引起其他人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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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加法哈迪擅於描述小人物在生活上的各種無奈。在他的戲中,角色立體而複雜,難以輕言說明誰是誰非。不論是拉謙一家,抑或是巴拉姆一家,身份上雖然有別,同是生活逼人,無路可訴的普羅大眾。以為拉謙仁厚,但他的確沉不住氣,打傷了巴拉姆;以為巴拉姆欺人太甚,但當鏡頭對準他的小店,就能明白這個老人每日背負的沉痛與內疚,如何指使他無法原諒拉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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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提出了一個問題。拉謙的悲劇,是單純的際遇不似預期,還是有更多不能抗力的因素?導演明顯地有所指,「英雄」出現與消失,是媒體與機構操控的結果,用以證明社會某種的價值(路不拾遺而有電視訪問,或者也是社會沒落的表象,而放在香港的話,甚至想像是哪一個節目的當期流行),也是某些機構處理當刻的公關災難的棋子。對於「英雄」自身而言,他的崛起與落難,同樣不是由他無法控制。時候到了,光環消失,他無力反抗,就被逼回到最初的原點,就如最後的一幕,無論際遇如何,制度依舊,有人按時離開,有人回到監獄,一切只是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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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情的開始,拉謙一直處於窄縫中,他的「英雄」形象,僅是為了他人的形象工程而被創造,是監獄的,也是慈善協會的,而又因著這些機構的動機不良,被其他人視為有不軌企圖。站在其中的他,每一步的前進或退後,皆是對他人指摘的回應,因而失去立足之地,路線愈見偏差,成為一個更大的漏洞,讓人提出更多的質疑,最終形成了一個無力自救的壞循環。他的失敗,或只是人造英雄的另一幻滅例子,對於當事人來說,這種大起大跌遠超他人生所承受的,早就傷痕累累;但對始作俑者來說毫無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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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呈現的正是個體的悲劇,更是無權勢者面對權力時的無力感。這個「權力」指的或是監獄這種司法機關,或是慈善協會這種慈善機構,甚至是肆意對他作出攻擊,而他無法找出來源的網上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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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謙的幸運,或者只在於他不至於孤單。女朋友的全然信任是其一,他的兒子是其二。拉謙的遭遇,或者沒有他人能夠理解。這與那個失物的主人是真有其人無關,別人無法相信的理由太多,能夠信任的可能太少,但在他口齒不清的兒子眼中,在這個光怪陸離的社會上,他見證父親把金幣物歸「原主」,也見證了他如何犧牲自己保護他。若然這個世界真的有一個英雄,或者已在他的眼中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