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何時埋葬他？」
「什麼意思？」
「你意識到他不會回來的那天。」
「我想是看見媽媽捐贈他的衣服時，大約一年半後。」
「你呢？」
「我想是我們離開里約的時候。」
二十五年後，物換星移，一生追尋丈夫Rubens Paiva（Selton Mello）失蹤真相的Eunice（Fernanda Torres）成為了致力原住民的權利的人權律師。他們五個當年仍是青少年的子女，早已長大成人。在Eunice終於獲得丈夫的死亡證，證實當年軍政府的暴行後，Maria問弟弟Marcelo什麼時候知道父親不會再回來。
這段看似雲淡風輕的對話，就如鋒利的刀片劃開Pavia一家多年的傷痛 ── 父親的突然缺席，無法解釋，然後舉家搬離了里約熱內盧，離開那所經常開派對的海邊大屋，告別那片曾經充滿回憶的海灘。
《我生如是繼續》改編自Marcelo的回憶錄，當母親因認知障礙症開始遺忘過去，他寫下了他們家的經歷，也側寫了軍事獨裁時期的巴西。《中央車站》（Central Station）導演Walter Salles在《浪蕩世代》（On the Road）後，相隔十二年再次執導，以鏡頭重返小時候曾經到訪的大宅，記錄朋友家的經歷。透過這個視角，電影揭示時代與政權對一個家庭，以至個體的摧毀。
電影的開首是一片歡樂和諧，Eunice在海中漂浮，子女在沙灘與朋友共聚，或是打排球，或是踢球，甚至曬太陽，煩惱的是如何讓膚色曬得更黑，又如何讓父母同意收留沙灘遇上的小狗。至於，大女兒Vera（Valentina Herszage）總愛拿著Super 8攝影機，拍下她的生活點滴，片段在電影中穿插，記錄眾人帶笑的臉孔，甚或街上的路人，而在Warren Ellis配樂之下，這些片段彷彿掩蓋了整個社會背景 ── 至少對於Paiva家的五姊弟來說，他們無憂無慮地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天。
然而，仔細觀察，歌舞昇平以下，還是內藏無法忽視的暗湧。畫面拍著軍事直升機在空中略過，留下無法忽視盤旋聲、路上有駛過的軍車，外出時會被軍人隨意截停搜身。就像電影一開首說說明，那是1970年，巴西軍事獨裁的時代 ── 1964年軍事政變後，巴西經歷了長達二十一年的軍事獨裁時期，大批議見人士被扣上「共產分子」而遭到迫害，從此於人間消失。
前任國會議員Rubens Paiva是四百三十四個受害者的其中一人。他總是與朋友在書房聊天，偶爾接過一些神秘的電話，但更多時候與家人一起開派對，抱著太太跳舞，處理子女的瑣事。翻查資料，Rubens在軍事政變後曾經流亡六年，1970年回到巴西，1971年被軍方帶走後從此失蹤。對於Paiva一家來說，海邊大屋的時光就算快樂無比，其實相當短暫。
電影無法交代Rubens的下場，多年以後他的遺體仍未被發現，卻是讓觀眾見證著Eunice的堅韌，在丈夫被帶走，自己被關押以後，一邊撫養五個子女，一邊堅持追尋真相。她與媒體聯絡，堅決以笑臉照片抵抗受害者必須愁眉苦臉的刻板形象，也在無法可依的日子，繼續以法律形式嘗試尋求各種的可能性 。
丈夫與父親的突然消失，讓這個家庭留下無法磨滅的痕跡。然而，這不是結局，沒有以他們一家搬離里約熱內盧為終結，而是把時間線橫跨至二十五年後的1996年。那一年，Eunice成功爭取了政府頒發Rubens的死亡證，證實了獨裁政府的惡行，但這也不是電影的結束，而是把時間再推後至十八年後。
2014年，坐在輪椅垂垂老矣的Eunice在大廳看新聞時看見了丈夫 ── 由曾在軍事獨裁年代被監禁的巴西前總統Dilma Rousseff成立的國家真相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報告，證實在軍事獨裁年代，有數百名被軍事政權殺害或失蹤的人，而Rubens是其中一人。鏡頭對準了 Eunice（由Fernanda Torres 的母親Fernanda Montenegro飾演），看著電視播著早已忘掉，卻又湧上心頭的往事，這一段新聞也是導演跟所有觀眾直白地，訴說那個時代在巴西留下的傷痕。
從1971年那張父親缺席的全家福，直至四十多年後，子女各自成家，兒孫滿堂，Pavia家是如何捱過這四十幾年，才能有這種美好家庭的想像？這或者是觀眾難以想像，卻又無法不被那種不屈不撓而打動。唯一相同仍是當中的笑容 ── 從倔強地不願意向政權低頭，至發自內心的微笑，每一步都殊不簡單，呼應兩個港譯片名《我生如是繼續》，以及《至死方休》。
軍事獨裁時期彷彿早已遠離，然後在電影上映後不久，一份警方報告揭露了，幾年前一場曾被策劃的軍事政變 ── 有時候，以為過去的教訓，足以讓人警惕，但那些日子其實不像想像遙遠。
程思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