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法國電影

看完《墮下的對證》（Anatomy of a Fall），忍不住抽一口氣。當一段關係被赤裸地展現於人前，被人抽絲剝繭地剖析評價，以辯證二人關係屬於美滿或不和，究竟還能夠剩下甚麼？

這是導演 Justine Triet 的把戲，在這齣長達151分鐘的電影中，她與伴侶 Arthur Harari 合寫劇本，花上超過一半時間在審訊上，「意圖」釐清墮樓案的真相 ── 在法國東南部的山區，一個男人從一幢三層小屋墮下身亡。附近冰天雪地荒野無人，僅有的證據在自然環境的變幻中被湮沒，唯一可依賴的證人僅是男人有視力障礙的兒子Daniel（Milo Machado Graner）。在缺乏任何關鍵的直接證據下，檢察官只得一再透過詮釋、推測，企圖把矛頭指向男子的太太Sandra（Sandra Hüller）。

觀眾一如戲中的法官與陪審團，無法知道真相如何，僅能從不同人的推論與供詞，拼貼一幅看似「完整」的圖畫。這幅圖畫的構成，部分來自事實 ── 精神科醫生提到，男人多年以來對太太不滿，又專家說明血跡測試的鑑證結果，排除了一些意外的選項；也有部分來自檢察官的動機，指出太太的雙性戀取向、多次外遇，又曾在小說中有軾夫想像，甚至播出事發前一天男人偷錄二人吵架的錄音，也意欲證明在案發當日，Sandra因引誘前來訪問的學生，引起男人的不滿。簡單來說，二人關係惡劣，她因而動了殺機。

聽著檢察官的推論，有點茫然，就像隔靴騷癢，無法命中核心 ── 即或這些事實被一一擺在眼前，究竟事實與真相之間的距離有幾遠？這些一面之詞，能不能達致所謂的真相？究竟有幾多對夫婦的關係能夠被提上法庭，被其他人抽絲剝繭，以辯證二人關係？Sandra 坐在其中，因著語言的隔閡（來自德國，法語不算流利），就成了某種邊緣，難以為自己辯護，偶爾問律師詞語的法文，甚或直接以英文辯解，由翻譯幫忙。無獨有偶，所有把矛頭指向Sandra的皆是男人，而有利的證供皆來自女人，這是不是也有某一種的取態，說明她的無助？

既然無法全然理解真相，如戲中角色所言，我們僅能「選擇」，選擇相信哪一邊才是真實。當案件的真相在這兩個半小時中不曾被說明，編導往往在重要之處留白，只以聲音揭示部分事實，如夫妻二人在案發前一天的片段中，從討論到爭執一一被展現，直至繼而動粗的部分僅剩下聲音，我們就知道編導（希望我們）關注的不是案件的真相，也不是男人的死亡，而是藉著透過一個人的死亡，追查一段關係的結束。

他們曾經甜蜜，但兒子的意外，讓兩個人的關係從陷入困局。他們因著經濟問題，搬回男人的家鄉，Sandra 頓時成為異鄉人（與丈夫與兒子都說英文）；同樣以寫作為業，本能互相鞭策，但因男人無法創作，二人的差距愈來愈大，這種失衡進一步落在生活中 ── 男人自願負責照顧孩子，但心底對家庭的分工不滿，認為女人的成功來自他的犧牲，卻換來女人的否認（這裏換轉了一般家庭角色）。於是，他只能把音樂的聲浪調至校幾近如雷轟的程度發泄，也就是一開場把訪問學生轟走，現在看來就像一場有聲的抗衡。

當一段關係被理性剖析，一言一行被放在顯微鏡下，挖出平日不願對質的說話，恐怕只剩下互相仇視的終局。這些不是一朝一夕的問題，而是以年計累積，也難以劃分對錯 ── 二人同樣只看見自己的犧牲，而忽視對方的付出。是因為不忿，也因為不被理解，這種爭論固然動氣，也撼動了充滿裂痕的關係。無論是墮樓的真相如何，這同樣是一個家庭的悲劇。

當審訊愈長，橫跨整整一年，愈覺得這些事實與真相無關，對陪審團（與觀眾）無關，唯一被猛烈動搖的，僅是他們的兒子Daniel──他聽見父母的關係因著他的意外而變質，聽著一直陪伴在他身邊的二人的不忠與懦弱。即或 Daniel 是視障人士，鏡頭多次從他的角度望向Sandra的方向（甚或對望？），彷彿他也藉著審訊重新認識這個眼前的人。縱然沒有太多的表情，但這或者比他失去父親這事實，更讓他難以接受，畢竟審訊被拖長，也因Sandra是作家而遭媒體聚焦 ── 他在一年之間，面對父親的離世，母親的被懷疑，甚至對父母的信任的瓦解。於是，他只能透過實驗，說服自己「選擇」一個讓不致全然失望的答案。

而他的「選擇」，或者再一次無關真相，就如那一幕兩父子在車上的對話，聲音的處理，或者證明當中的複雜性，不必然是事實的全部。我在想，經歷了這些種種，對成人而言也極為難撐的時刻，在全然崩解的關係中，Daniel還能有甚麼選擇？

恐怕也是沒有，就算二人對對方有所保留，也只能這樣選擇，然後繼續生活。

高達離世不久，有傳媒證實，他是在瑞士以「協助自殺」（Assisted Suicide）的方式離世。

很多人以為「協助自殺」等同「安樂死」，但依《香港好走》的作者陳曉蕾的解說，「協助自殺」與「安樂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協助自殺」是由病人自行執行，「安樂死」則是治療的一部分，由醫生執行當中的程序。

這裡不是說高達，也不是討論「協助自殺」／「安樂死」，而是想起一齣關於「協助自殺」的電影。O先生（François Ozon）去年的作品《爸爸可否不要死》延續張敬軒的歌詞，放在這裡有點大煞風景，倒是網上譯名《天堂計劃》更加貼切。

電影的開始，André（André Dussollier）中風入院，隨著女兒Emmanuèle（Sophie Marceau）的腳步，匆匆趕去醫院，出門幾步才發現忘記戴上隱形眼鏡；好不容易趕去醫院，姐姐Pascale（Géraldine Pailhas）已經在場，她們圍在床邊等待。行動不便的太太Claude（Charlotte Rampling）倒是過幾天以後才出現，相處不足幾分鐘，兩個老人已經相對無言。

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這一家的困難，既在於父親的秘密，令兩老的關係名存實亡，更在於從事藝術收藏家，又帶點任性的父親的決定 ── 他不願意以中風的脆弱身軀，繼續活在世上。當身體看似慢慢好轉，由醫院轉去療養院之後，他已經向Emmanuèle要求 ── 他決意離開世界。

Emmanuèle一聽，自然大驚，情緒一時無法控制，就奪門而出。這種一言不合，就推門離開的情況，在往後不斷出現。在一心求死的父親，無法接受的二女兒，以及更加無法理解的大女兒之間，情緒失控是常態，更多是勸退、說服，最後吵架收場。André 偏愛Emmanuèle，太過明顯，連離世的請求也是向她說明，或者也因Emmanuèle太懂得父親，從小見證過父親的厭世，長大以後就算不太贊成，還是無奈地在網絡尋找這種選擇離世的方式。

在香港談「協助自殺」／「安樂死」是禁忌，在法國同樣不是合法，甚至協助者有機會觸犯法例，但電影沒有從道德批判看這個選擇，而是討論這一個選擇對於一個家庭（一對父女）的影響。Emmanuèle不情不願，逃避父親，在朋友開導下，還是完成父親的心願，但選擇死亡也不是易事，必須經過面談，也需多重準備 ── 立下遺囑，拍下自己無意生存的短片，也因法國沒有這類服務，必須安排去瑞士的旅程，還有離世以後的安排。Emmanuèle跟父親簡介的時候，André問了整個計劃的價錢，聽了以後還帶點頑皮地問，「沒有錢的人怎麼辦？」還伴隨幾下笑聲 ── 是的，選擇從來有代價，這個代價不是一般人可以承擔，André沒有經濟困難，輕鬆地過了第一關。

在討論「協助自殺」的過程中，André一直表現輕鬆，沒有半點猶豫，是因為活了大半輩子已經沒有遺憾，還是中風以後的復康太過漫長，接受不了自己的樣子，索性自我解決。母親說了一句理解，也自知沒有話語權（二人共對也就只有開場的幾分鐘），兩個女兒的情緒有更大波動，但面對去意已決的老父，更多的波動只是苦了自己。

O先生不賣奇情，平實紀錄一個家庭的矛盾同樣有力 ── 生與死始終是難以踰越的階段，何況這似是分別，由自己一手促成。看著Emmanuèle的不捨（她連老父咬了一口的三明治也沒有立刻丟掉）與掙扎（最後一刻仍然期待父親回心轉意），作為別人的兒女，身同感受，是無論如何都難以輕鬆處理的重擔。

臨別以前，André 要求看孫兒表演，決定推遲實行的日期，安排在最喜歡的餐廳吃飯，Emmanuèle心頭一喜，以為臨終之前的恐懼壓倒父親求死的心願，沒想到還是無法如願。是的，就算歐洲人的想法更加前衛，家庭的牽絆也不如華人，但始終是家人，這種提前的離別，還是叫人神傷。

我們見證的是一個老人心願的實踐。在Brahms的音樂陪伴下，他在瑞士完成人生的最後一程，但無可否認的是，對兩個女兒來說，這一切都不簡單 ── 因著理解，因著相信，也是因著愛，最後選擇接受。這或者正是電影最直接的意見。

Emmanuèle是作家，老父臨離開法國之前，跟Pascale說不要跟妹妹說，這可以是一個寫作題材。以為是普通的一句對白，一個父親的玩笑，最後，看到credit的時候，赫然發現故事根據跟O先生合作多次的Emmanuèle Bernheim 的小說改編。離開戲院之後，忍不住想要是同樣的事發生在自己身上，又是否能夠如此輕易接受？

《迷你孖媽》短小精悍，片長僅七十二分鐘，演員不夠十人，說一個橫跨三代的穿越故事。外婆離世後， Nelly（Josephine Sanz）跟著父母回到外婆的舊居，執拾遺物。外婆的舊居，也是媽媽小時候的居所。第二日，看似如常的媽媽自行離開，爸爸只得忙著打掃，而無所事事的Nelly走往樹林，尋找媽媽小時候搭建的樹屋，卻遇上與她樣貌相似又與媽媽同名的女孩Marion（Gabrielle Sanz）。

兩個年紀相仿的女孩，在無人的森林，一見如故。Marion請Nelly回家，魔法卻在這時出現，在導演沙蓮茜雅瑪（Celine Sciamma）的巧思中，穿越不需任何機關，或任何奇怪的任務，就像平日她們從樹林回家般自然，看著熟悉的玄關與小屋，僅透過簡單的線索，如牆紙的併湊，說明時空的轉移。在女孩的眼中，一切雖然奇幻，卻不需大驚少怪。二人坦白秘密的一場，沒有諸多的質疑，Marion問「你來自未來嗎？」Nelly輕描淡寫地回答：「我來自後面的小路。」

母親與女兒之間的牽絆，以至後來的修補，不需動用多元宇宙，也不必然有神奇女俠。在往外婆的故居途中，Nelly在後座為駕駛的媽媽餵餅乾，遞飲品，最後直接從後抱上剛喪母的媽媽。在關係親密的背後，女兒的眼中的媽媽，卻是長年悶悶不樂 ── 她渴望理解媽媽的憂鬱，無從問起，卻暗自擔心這與自己有關。

這場奇幻之旅，在Nelly與Marion眼中，是可一不可再。她們珍視這種的遇見，以女孩與女孩身份相處、聊天，而這幾日的相處，Marion猜想她的未來，換來對Nelly的肯定，「你不是她的負累」。

《迷你孖媽》的厲害，在於導演沙蓮茜雅瑪的想像力。不需要太多規條，也不需要特效加持，而是回到最初，反樸歸真，以簡單鏡頭交代一個時空的轉移。而且，在鏡頭下，兩個女孩的自然發揮無法拿穩的平底鍋、自製可麗餅時的興奮，也叫人著迷。

喜歡《浴火的少女畫像》（Portrait of a Lady on Fire），以凝視與被凝視，描述曖昧的氣氛；面對無法公關，也無疾而終的關係，也透過眾多的細節，一再向對方證實感情的存在。第二十八頁的暗示，以及韋瓦第的《夏》，依然留在心底。

《迷你孖媽》不如《浴火的少女畫像》華麗複雜，卻是一個簡單，又觸動人心的小品。